简单的说，就是先利用资本摧毁地方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然后再推动教育和工业建设，让无产阶级重建本地的社会秩序…”

    高崇民对于吴川的话语深以为然，他同样以为吴川提出的建议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1921年的共和党自然要比1911年的革命党成熟太多了。如果说孙中山的国民党花了20几年还在兄弟义气和口头民主之间打转，到现在也没有弄出一套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道路来，那么共和党这十年来已经从婴儿期发展为了青少年期了。

    从一开始，吴川就给共和党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到了1921年党内对于这面旗帜已经深信不疑，但是对于如何建立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内已经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一条是先走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进入到社会主义，再进入到共产主义；另一条则是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再进入到共产主义。

    而这两条道路，其实都有吴川的影子，前者的利用外资跳跃发展工业建设；后者则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走内部积累的发展之路。

    当然，在1921年这个时间段，不管走那一条道路，对于当时的中国都是行得通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是更为先进的发展道路。

    哪怕是李大钊等理论上更倾向于公有制社会的共和党左派，也承认当下在中国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当然他们不是把目光放在让人民吃饱饭这种低级目标上，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社会传统的破坏能力上来考量的。

    经过了这十年来对于东北社会的改造，吴川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对于传统社会的改造是最为彻底及最为迅速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传统的破坏力度很难达到资本主义的程度。

    吴川特意组织了一个小组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压迫和剥削他人，利己主义被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任何阻碍资本增长的关系和传统都会被无情的毁灭或改造成符合资本主义文化的新习俗。因此，资本对于社会的改造效率极高。

    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依托于集体主义的统一意识，在土地改革掀起的集体主义高涨时，集体中的个人也许会表现的激进无比，但是一旦革命高潮退去，无产阶级从集体退回到个人意识时，个人的道德观念就盖过了集体的革命意识。

    简单的说，就是无产阶级过于善良的天性，使得他们不能每时每刻的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每时每分的去改造社会的旧传统。于是在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之间，就给了那些旧传统以喘息之机，令一些封建文化保留了下来，也就造成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川隐隐意识到，不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不是跳过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推动阶段，而是不能跳过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破坏阶段。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让土地和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但是不能让封建文化自动消亡。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容易依附于集体主义重生，变成新时代的红色军阀、红色学阀和红色世家。

    虽然此时党内的多数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不少同志已经意识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消灭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宗教文化，其实更加的顺手。在资本带来的利益面前，前所谓的宗族和宗教很快就被撕裂成互相争斗的小集团，共和党只要稍稍加以引导就能消灭地方上反对自己的力量。

    在吴川忙于西北救灾的时候，安徽也爆发了一场大案，安徽的悍匪老洋人、樊鸣凤、曹子青纠结了数千人进攻了六安县城，虽然最终被赶来救援的国民革命军击退，但是六安县城也被洗劫了半个。

    这一大案令坐镇安徽的陈独秀在党内声望大跌，共和党自成立以来还没吃过这样的亏，中原局的一些党内高级干部认为，革命委员会进入安徽已经有一年时间，但是土改、整军和政治改革三项工作，安徽省都是进展缓慢的，归根结底就是陈独秀在政治上过于柔弱了。

    正如吴川所担心的，共和党内干部不足的问题，在共和党势力快速扩张下开始显露了出来。在靠近铁路的地区，国民革命军固然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在那些尚未完成土改，又缺乏基础设施的地区，依旧还是旧的乡绅和土匪做主，特别是在共和党掌握了山东、苏北、河南之后，这些地区的土匪不得不南下进入安徽、湖北等地了。

    这一次土匪进攻六安县城，也是在国民革命军的挤压下，失去了安徽北部、河南南部的地盘，都集中到安徽中部来了。而共和党对于鸦片种植的打击，也令这些土匪失去了重要的财源，这才有了今次的土匪围攻六安大案。

    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陈独秀对于安徽本地势力和北京政府的妥协，有意承认安徽本地势力推举的许世英担任省长，又预备承认北京政府对孙品骖安徽军区司令的任命。辛亥革命时，孙品骖担任了安徽民军的司令，倪嗣冲就任安徽督军后他卸任回家，而他所指挥的民军改编为了安